目睹了那张贴有批判父亲言辞的大字报配资免费体验，陈祖莫（位于右侧一排）内心涌动着震惊与疑惑，甚至夹杂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意味。“你总是烦扰你母亲，瞧瞧，这不，自食恶果了。”
1967年，短短一个月内，少年的陈祖莫，人称“维奇”，命运多舛，屡遭颠沛。6月23日，他痛失慈母，人生再添重创。格兰娜的消息传来；7月30日深夜，父亲陈昌浩不幸选择服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追溯至三十几年前，命运便已对“维奇”的父亲陈昌浩进行了一次次的捉弄，使他无法逃脱命运的纠缠。
1936年，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英勇将领，正处于西渡黄河的战略转移之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祁连山一役中败北，西路军两万精锐尽丧，他也从权力的顶峰跌落至尘埃。他的幼子陈祖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此事一无所悉。
直至四十多年后的今日，对父亲的记忆仍旧像是由碎片拼接而成的破碎瓷器，轮廓模糊不清。
“究竟我的父亲是何许人？我渴望探寻自己真正的身世。”陈祖莫倾诉道。经过岁月的沉淀，他终于逐渐拨开层层迷雾，看透了其中的爱恨纠葛，揭示了真相。我妈也变太太了。
陈祖莫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六岁那年首次目睹“吉斯车”的情景。那是在1951年的一天，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所乘坐的专车缓缓驶入莫斯科一栋陈旧的居民楼，那是他父亲陈昌浩居住了12年之久的“平凡”之所。
“我们居住的那院落颇为简陋，车辆驶入其中，显得格外鲜明地形成反差。”陈祖莫如此回忆。出生于莫斯科，乳名“维奇”的陈祖莫，拥有中苏两国的血统。他的母亲格兰娜出身于苏联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而他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则是苏联外文局的一名小职员。
陈昌浩莫斯科住所
在莫斯科，旁人眼中，陈昌浩不过是一名平凡的机关小职员。他的过往鲜为人知，就连对妻子，他也未曾透露过只言片语。
“我的母亲对父亲的具体职业一无所知，她仅凭与父亲的深厚感情而步入婚姻的殿堂。自那以后，她对于我父亲过往的经历不再过多关心。只要拥有孩子和丈夫的陪伴，她便过得无比幸福。”陈祖莫如此述说。
在苏联外文局工作期间，陈昌浩著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编译出版不少马列著作，并主编完成了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他能把著书翻译作为自己唯一能做的革命工作，全心投入，废寝忘食。“我记事的时候，他正好搞大字典……人家就有自己的周末，我爸爸整天就跟那工作，呆头呆脑的在那一天到晚忙这个。”陈祖莫说。
陈昌浩在苏联的工作成效显著。
直至贵宾莅临的那一日，陈祖莫及其母亲方才隐约知晓，他们心目中平凡无奇的父辈、夫君，实则曾是红军队伍中赫赫有名、声名远播的“军神”——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彼时，已在苏联生活了长达12年的陈昌浩，终获批准重返祖国。
陈祖莫对父亲那番激动的言辞记忆犹新。“他说要回国了，中国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格兰娜对此却半信半疑，“或许她只是难以相信他的话”。1951年6月，45岁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以及年幼的儿子陈祖莫一同返回祖国，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代表党中央亲赴北京站迎接他们。
重返北京的陈祖莫不禁感觉自己仿佛踏入了一个“贵族阶层”。轿车穿梭、警卫员随侍、勤务员穿梭、厨师掌勺……豪华的翠明庄招待所，与他们在苏联简陋的家相比，宛如天地之别。“我母亲当时担心到了中国将如何安身立命，没想到一到这里，竟也变成了一个小妇人。”陈祖莫回忆道。
转折点
1951年，陈昌浩归国后，即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职务。返国不久，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特设家宴，邀请陈昌浩及其家人，以及曾在红四方面军共事的诸多老同志共聚一堂。
宴席之上，陈昌浩垂首谦恭，向那些昔日的同袍、今日的共和国将军与部长们逐一致意，表达其歉意。直至多年后，陈祖莫方始明了，父亲此举的道歉，实因他所率的那支特殊的西路军，这是他命运的重大转折。自那时起，他如同被抛掷的风筝，在外域漂泊了十数年，国与家，两皆沉寂。
年轻时的陈昌浩
1936年十月，肩负着开辟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重任的陈昌浩与徐向前，受命率领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因此被誉为西路军。然而，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不幸遭遇了西北军阀的顽强抵抗。马步芳我军“马家军”遭受围剿，全军溃败，唯有少数部队成功突围，重返延安。
历时四个月的孤军奋战，西路军7000勇士英勇牺牲，5600名战士在落败后被残忍地杀害或活埋，众多女兵遭受奸淫或是沦落为乞丐，这段历史在红军的篇章中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笔。河西走廊的败退后，他们分散进行突围，陈昌浩则化装成商人，历经重重磨难，最终辗转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的败绩，当时被归结为张国焘所倡导的“逃跑主义”与“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执行所致。在延安进行的自我检讨中，陈昌浩全然承担了战败之责，坦言这是由于“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后果。
此后的生涯，陈昌浩也不止一次的向组织和老部下忏悔，“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
陈昌浩在苏联
在经过近一年的审查检讨之后，陈昌浩被安排到了中宣部，任宣传科长。1939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患有严重胃病的陈昌浩，被送往莫斯科治病，自此开始了他流落苏联13年的艰难生活。
在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陈昌浩于莫斯科接受治疗。治疗结束后，他即刻向组织递交了返回国内的申请，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及时的回应。
1941年6月，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生活所迫之下，陈昌浩不得不自立更生。他甚至一度流离失所，抵达中亚的一个名为科坎多小镇，两年采石苦力。
直至1943年中共中央寻获他，他方得以投身苏联外文局的工作。这位昔日的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就此踏上了成为一名普通小职员的生涯。不一样的爸爸
自1951年归国以来，陈昌浩在各种场合都曾为自己的“严重错误”表示悔过。在向一位军报记者述说红四方面军的往事时，一旁为他人递茶倒水的陈祖莫，无意间瞥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形象。
1931年，一架国民党飞机因燃料告罄，不得不紧急迫降于鄂豫皖苏区，最终落入红四方面军手中。同年11月，时年27岁的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亲自登机，与被俘的飞行员一同升空。黄安城掷出炸弹，散布传单，这标志着解放军历史上的首场空中交锋。
红军空军部队的突然降临，给国民党守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黄安城随之陷落。一年之后，这架见证了人民解放军诸多辉煌成就的飞机，被正式命名为“列宁号”。
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架单螺旋桨的教练机，爸爸担心飞行员会逃离，便亲自操控飞机。他手持一把德国造的冲锋枪，将枪口顶在了自己的头顶，严肃地说：“若你敢逃跑，我们便同归于尽。”
陈祖莫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父亲竟是一位英雄，这与他以往印象中那位编纂字典的父亲截然不同。然而，在短暂的光辉之外，陈祖莫还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种更为深沉、微妙的心绪。
他深知父亲非同寻常，然而提及往昔，陈祖莫听到的最多却是“你爸曾犯过错”。他也曾听闻他人言说，“毛选”中提及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并言我父亲曾是张国焘的旧部。
这令年轻的陈祖莫陷入了迷茫。“我曾将自己视作干部的后代，那时我追求进步，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感觉，仿佛我的父亲是一位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与他们似乎格格不入。”然而，在陈祖莫心中，对父亲的情感最终凝结成了1960年之后家庭变故所引发的怨恨。
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翌年春，时任国家领导人陈昌浩在青岛疗养期间，突然向身处北京就读高中的长子陈祖莫拨通了电话，邀其赴青岛一晤——陈昌浩在电话中向儿子透露，他决定与妻子格兰娜结束婚姻关系。
陈昌浩与格兰娜
“自那以后，母亲总是泪流满面，向我提及你父亲命我归去。”提及往昔，陈祖莫不禁感慨万千，“我母亲，她身为苏联人，对故土的情感自然流露，你们所言不妥，苏联并非如此……”，这显然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陈祖莫态度坚决地予以反对，然而，他的努力终究徒劳无功。他既无法宽恕父亲仅因这一理由而将母亲遗弃，亦难以感同身受陈昌浩的无奈与苦楚。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一方，力图说服父亲回心转意，然而，经过多次组织谈话，陈昌浩最终还是做出了离婚的决定。不久之后，陈祖莫随父母一同踏入了法庭的殿堂。
陈祖莫自那时起，心中对父亲怀有怨恨。他始终无法参透，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将原本和睦的家庭拆散。即便到了晚年，陈祖莫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法庭上，陈昌浩见到他时眼中流露出的那份无奈，而那时的他，却全然不解其深意。
“最终，父亲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中流露着无尽的无奈，似乎夹杂着几分责备，”陈祖莫长叹一声，“仿佛在责问：为何你如此不解事，为何你不能理解？我不得已才提及你母亲对我所抱有的感情不佳。”
离婚之后，陈祖莫与母亲一同迁入了单位分配的宿舍，从此告别了与父亲陈昌浩共处的日子。由于母子俩均无固定职业，生活开销仅能依赖每月从父亲单位领取的生活费勉强度日。
何依何靠？
因积怨深重，离婚后的父子两人长达两年多未曾谋面。直至文革爆发，二人重逢。自此，陈祖莫的人生亦步入了一段漫长而波折的旅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整个神州，批判的狂潮席卷了大地。
1967年春季，中央编译局内批判运动的浪潮正汹涌澎湃，办公室内张贴着大量针对重点批斗对象陈昌浩的大字报。在这片声讨的海洋中，一位中苏混血的青年静静地阅读着那些激烈的批斗文字，他就是陈祖莫。
“大字报最后上纲上线，说他打的不仅是一方面军，而且是毛主席，这已经是罪大恶极了，”陈祖莫当时除了震惊和怀疑，似乎还有一点点幸灾乐祸。“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说啊，爸爸你烦我妈，你看看，倒霉了吧。”
紧接着，眼前的一幕令他震惊不已。在那片覆盖天际的大字报海洋中，他发现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陈昌浩。
老年陈昌浩
陈祖莫提及，重逢父亲时，他发现父亲与往昔大相径庭，肤色加深，全身似乎浮肿，让他感到陌生。回忆中，他并未上前与父亲相认。他匆忙离去，内心充满了纠结与纷扰。“若上前，我该如何开口？是简单地说句‘爸，我来看你了’？还是指明‘爸，你受苦了’？我内心一片混乱，矛盾重重。”
五十年前的一个晦暗午后，陈昌浩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与浩渺人潮中，宛如漩涡中的一片孤叶。这一幕场景，深刻地镌刻在陈祖莫的记忆之中，成为他今生与父亲最后一次的相会，而更猛烈的狂风暴雨，正悄然逼近。
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值大学新生的陈祖莫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造反的洪流之中。然而，随着他曾经深信不疑的党的领袖们一个个被接连打倒，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陈祖莫对革命的本质感到愈发迷茫。他的造反热情逐渐消退，回到家中，渴望与母亲在屋檐下那片狭小的宁静中躲避现实的狂风暴雨。但风雨似乎并未因家门而止步，反而愈发猛烈。
1967年6月23日，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格兰娜，突然遭到家中逮捕，其行踪自此成谜。直至后来，我方才得知，母亲被指控为“苏联特务”。
母亲生死未卜，不幸的消息接连不断。在母亲被捕后，陈祖莫前往父亲工作的地方领取生活费，却被告知父亲已不幸离世。“他们态度强硬至极，竟说你还想领钱？你爸已经不在了，谁还会给你钱？”陈祖莫回忆道，“那一刻，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还能依靠谁？仿佛这世间再无他人”。
文革初期，陈昌浩因“黑历史”之名，便成了众矢之的，承受了连番的批判、羞辱与虐待。他目睹了彭德怀、徐向前、贺龙、陈毅等人被迫戴高帽游行示众的惨状，传闻李立三因畏罪自尽，而张霖之则惨遭批斗会上的非人折磨，直至丧命。
陈昌浩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命运多舛，于1967年7月30日深夜，在红霞公寓中，心怀绝望地吞下了大量安眠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秘密处理后，其遗体被火化，骨灰最终散落荒野。
“我妈回来找谁？”
那日，陈祖莫几乎被接踵而至的噩耗击垮。整夜，他只能在屋里反复播放《天鹅湖》的开篇乐章，却依旧无法入眠，“仿佛能感觉到床底有人要对我下手，恐惧感油然而生，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将一把剪刀放在枕边，等待着那个神秘人现身”。
数月之后，宅邸遭封，陈祖莫亦被逐出。他在学府中受到监控和审问，被视为“反革命”之父、“苏修特务”之母熏陶下的“修正主义”苗裔。维系他生存的仅是期待母亲格兰娜依然健在的愿望。“我必须等待，若是我不幸先走，母亲回来将如何寻找我？”
1968年，陈祖莫迈出了大学校园的门槛，随后被分配至山西洪洞县的部队，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在那段经历了文革的严酷岁月之后，曾经对政治抱以纯真无知态度的陈祖莫，终于深刻体会到了父亲在离婚法庭上那默默无言、饱含责备的目光。
“我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怨恨，因为他对待母亲的方式让我痛心，然而自文化大革命落幕以来，这份恨意已渐渐消散。”陈祖莫感慨道，“并非父亲对母亲无情，亦非父亲对我有所薄待，实在是父亲身处无奈之境。”
陈祖莫接受采访
经过在洪洞滞留一年有余，陈祖莫终归得以重返京城。然而，物是人非，他发现自己竟无家可归。于是，他被派遣至门头沟的青白口公社继续从事劳动，这一干便是五年。五年光阴荏苒，他终于得到了组织安排的新工作。就在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震惊——“四人帮”专案组告知他，格兰娜竟然还活着。
在一个即将到来的黎明时分，陈祖莫被专案组带至北京的秦城监狱，与分别六年的母亲重逢。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竟成了不幸消息的序章。“我的母亲如同木偶般坐在我的对面，她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来这里做什么？’”陈祖莫回忆道。格兰娜已无法辨认出自己的儿子，她精神失常了。
六载光阴，母亲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陈祖莫深感震撼。即便陈祖莫后来多次前往探望，母亲对他的态度依旧冷淡，直至他携新生之子一同造访，母亲的精神状态才略有好转。1975年，格兰娜被贬至芜湖，陈祖莫为了照料她，毅然带着家人一同迁往芜湖。
父亲是何许人？
文革的波澜逐渐平息后，1980年的春天，身处芜湖的陈祖莫鼓足了勇气，向胡耀邦同志寄去了一封信，希望能获得调回北京的机遇。对于当年与胡耀邦同志相遇的那一幕，陈祖莫至今记忆犹新。“胡伯伯正准备参加会议，他坐在台阶上，当时便对我说，陈昌浩同志的儿子啊，陈昌浩，真是一位优秀的同志呢。”
如此，那位十三年前被冠以“革命罪人”称号的人物，转眼间又恢复了“好同志”的美誉。紧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陈昌浩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会，五百余人前来凭吊。
此刻，陈祖莫对父亲愈发感到困惑不解，从采石场的工人到小职员，再到小干部，最后成为罪人，这一系列多变的角色似乎都无法完整地描绘出他的真实形象。他的人生中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中央召开陈昌浩追悼会
自此，陈祖莫踏上了追溯父亲往昔的旅程。他穿梭于众人记忆之中，于父亲往昔的足迹中探寻那些未曾听闻、未曾触及的真相。随着陈祖莫的探索深入，陈昌浩那突然离去的生命里，那些在历史尘埃中消散的形象，逐渐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2000年之后，有关西路军的探讨公开化，外界开始客观看待这段历史。事实上，1983年初，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陈云的建议，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革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国军委指示，或经中革军委同意的，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然而，李先念的《说明》以及中央常委的批示，当时仅被存档，未公之于众。直至《陈云年谱》的公开发表，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这一重要结论才得以显露于世。
“我终于深刻领悟到，他为了党的利益，不惜一切牺牲，连自身亦毫不保留。”陈祖莫感慨道，“更深入地讲，他甚至牺牲了儿子，舍弃了家庭。为着这份事业，他最终选择了淡泊名利，有许多话语尚未出口，便已随他离世。”
数十年后，陈祖莫在晚年接受了作为“陈昌浩之子”的身份，“我确实很为我父亲感到自豪，以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内心深处原谅了父亲，“假若我的话语能穿越生死，若父亲在另一世界有所责备，我想我就能释然了。”
2008年的深冬，寒风凛冽，呼啸的朔风在塞外肆虐。远居澳大利亚的陈祖莫，携家人首次踏上甘肃张掖高台县的西路军烈士纪念馆，以祭奠父亲对西路军阵亡将士的深切缅怀。这片土地，与父亲一生的荣光与苦难，与他自己人生旅途的起伏跌宕，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联系。抵达此处的那一刻，陈祖莫竟然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梦。
“我梦见了父亲。”陈祖莫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既兴奋又微妙的表情。在梦境之中，他似乎感觉到父亲有许多话语想要倾诉，然而父亲只是默默凝视着他，并未开口，“毕竟，我们之间确实积累了太多未言说的言语，而缺乏表达的机会。”
缅怀父亲陈昌浩
——我心中的英雄
陈祖莫
陈昌浩之名，于今之青年而言，鲜为人知。然而，对于那些年岁已长、曾在建国初期研习俄文的知识分子而言，陈昌浩则是一位响当当的翻译家，他编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俄华词典。但鲜有人知晓，陈昌浩在红军时代，曾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军事家、理论家及政治家。
童年时，我在苏联莫斯科的庭院垃圾堆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副旧式的肩章，其上绘有一杠与两颗闪烁的小星。我将这发现带回家，向父亲展示。父亲回忆道，他曾参与过战争，却未曾佩戴过肩章。听闻父亲曾有过从军经历，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激动，因为在我幼嫩的心田里，那些经历过战火的人总是被奉为英雄。
我父亲陈昌浩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但是，从三十年代末开始，这位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却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诸多特殊因素交织，直至文革落幕、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陈昌浩的名字方才逐渐映入世人眼帘。洗尽岁月的尘埃，驱散历史的迷雾，一个真实可感的陈昌浩，渐渐浮现在广大中国民众的眼前。
1906年，我的父亲陈昌浩在湖北汉阳降生。他早年便投身于革命事业，在武汉地区，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中共的学生运动。1927年，父亲自武昌大学（即今日的武汉大学）毕业后，远赴苏联，进入中山大学深造，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专门培训。
在苏联的三年深造期间，他勤勉地攻读了俄语，广泛涉猎了中外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以及军事学等多元学科。他的学术成绩优异，尤其在军事和政治理论领域表现突出。这些成就为他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和政工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1930年，陈昌浩回国，经博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他到鄂豫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我父亲与其他领导同志经过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建立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使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
在红四方面军的辉煌战史上，作为总政治委员的政工干部，我的父亲英勇无畏，临危不惧，多次在关键战役中亲率红军战士勇猛冲锋，他的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在黄安战役中，陈昌浩孤身一人登上红军首架“列宁号”战机，飞越白区，抵达黄安上空，投下手榴弹与传单。红军战机的亮相，对国民党军造成了强烈的震慑，同时也极大地提振了红军的士气。
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官，父亲始终关怀备至，爱护每一位战士。他不仅教导他们文化知识，更与他们坦诚相待，深入洞察他们的思想动态。我仍清晰地记得，他曾给我讲述如何亲自指导战士们正确使用那些德国制造的手雷；在长征的征途中，他传授给战士们如何在行军中节省体力，并亲自为他们作出示范。
身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对军队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川陕革命根据地得以迅猛发展，部队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至近十万人。即便在红四方面军长征过程中，面对三次攀登雪山、跋涉草地的极端困难，全体将士依然保持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凭借坚实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得以不断前行，持续战斗，即便在逆境面前，也未感到恐惧，更没有被击溃。
在2009年的岁末，我踏上了父亲昔日率领西路军英勇奋战过的河西走廊。在此，我拜访了那些依然健在的巴中老战士。他们依旧清晰地记得陈政委当年的形象，并称赞他的动员报告极具激励士气之效。当我目睹川陕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留下的种种遗迹时，我深刻感受到那时的政权基础坚实，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厚情感与崇敬，党群之间的和谐关系更是与卓越的政治工作息息相关。
在红西路军那悲壮的征途中，两万余名红军战士以他们宝贵的生命，坚定地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指令，铸就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英勇的传奇。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勇事迹，红西路军的革命精神将永世流传！
身为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目睹所率部队遭遇惨痛失败，心中悲痛不已。他余生常怀内疚与自责，屡次在私下与公开场合向红西路军的英烈们道歉，向人民和党表达歉意，承诺将竭尽全力弥补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害。
祁连之败后，父亲被分配至宣传部门担任科长一职。他受邀于抗大讲授马列主义理论。据长者所述，陈昌浩授课时无需讲稿，口若悬河，深受学员们的喜爱与推崇。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曾向我提及，当年在延安聆听陈昌浩讲述马列主义与革命真理，对她的影响尤为深远，坚定了她终身致力于共产主义的信念。
自张国焘擅自离弃延安之际，父亲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从而使得部下得以卸下心理负担，轻松投身战场，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9年，在中央的批准下，陈昌浩与周恩来同乘一架飞机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即便身处病榻，陈昌浩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依旧坚定不移。翌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这位昔日的中共高级指挥官，虽申请奔赴前线抗击敌寇，却未能获准。然而，即便未能踏上战场，陈昌浩在后方依然勤勉工作，尽职尽责。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之际，我的父亲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卫国战争勋章。
苏联早期，尤其是卫国战争爆发之际，我父亲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战争爆发不久，他便被迁往中亚细亚，定居于科坎多小镇。鉴于陈昌浩曾经的军人身份及高级指挥官的职位，他从未涉足过烹饪、洗衣或讨价还价的购物体验。因此，他不得不自行谋求生计。为了生存，他投身于采石场的劳作，换取那微薄的黑面包。
从苏联的档案中，我找到父亲给共产国际负责同志的申请信，那是因为真的没钱买面包了，一个中国人在外边孤独无助，迫不得已拉下脸要点补助。陈昌浩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坚定信念活下来了。
1943年，随着第三共产国际的解散，原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我父亲归国前夕，将他召回莫斯科，并委以重任于外国文出版社。在此期间，陈昌浩得以专心致志，投身于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编纂俄华词典的辛勤工作。
在抗击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民众生活困苦。我的父亲陈昌浩居住在一座简陋的楼房中，却对此毫不在意。一位在苏联的华人友人将一位在纺织厂工作的俄国姑娘格拉娘介绍给了我的父亲。
这位姑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父亲的生活，确保他能够全身心投入翻译与写作的事业。我父亲身形挺拔，容貌俊朗，性格温和，精通流利的俄语，这些都深深俘获了姑娘的倾慕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萌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便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45年5月1日，我踏入了人世。适逢卫国战争宣告胜利，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维克多——寓意着胜利。在那段记忆中，父亲陈昌浩给我的印象是极其严肃的学者形象，他的全部心思都沉浸在工作中。
父亲并非总以严肃的面容示人，他待人慈爱宽厚。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我四五岁的年纪，父亲便耐心地教我滑冰与骑自行车。在苏联那段时光里，陈昌浩先生编撰了俄华辞典，并翻译了诸如《日日夜夜》、《旅顺口》、《宁死不屈》等多部小说。此外，他还致力于马列著作的编著与翻译工作。
事实业已证明，他确实为推动中苏文化交流、深化中苏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所编撰的俄华辞典，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国防事业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昌浩夫妇
1952年4月，在党中央的批准下，父亲携母亲格拉娘及我，带着满腔的离愁别绪，重返阔别十三年的祖国。犹记得，当年我们告别莫斯科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全权大使张闻天亲自前来迎接我们，大院之中人潮涌动，众多民众驻足围观。
“我们回家吧！”此言一出，我父亲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那情景宛如“泪雨倾盆”。十三年，漫长的十三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刻！他得以重返家园，回归那熟悉的祖国怀抱。
抵达北京之际，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亲临北京火车站，热情迎接。父亲结束了漫长的海外漂泊生涯，全情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在刘少奇与陈昌浩同志商讨工作部署时，询问父亲意向欲赴哪个部门担任部长。父亲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坦言因长期身处海外，对国内局势缺乏深入了解，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他还强调，自己的专长在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
陈昌浩由此被委以重任，担任马列学院（今之高级党校）的副教务长一职。该学院乃孕育党的高级政治人才的摇篮。经过一年的历练，在毛主席的批准下，他得以调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担任副局长一职，负责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与深入研究工作。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苏联在内的世界几十个共产党代表团前来参加。我父亲是整个会议翻译处的负责人。在八大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接见了参加大会翻译工作的全体人员。
国家面临翻译人才的短缺。
我国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与世界各国深化沟通与交流，而这亟需大量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然而，我父亲发现，众多青年学子对学习外语抱有抵触情绪，而高等教育机构亦未充分重视外语人才的培育。基于对当时形势的洞察以及个人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题为《从教授子女不愿学外语的现象谈起》，旨在提醒教育部门应重视并加强外语人才的培养工作。
我父亲回国后，党和人民给了他优厚的生活待遇，比起在苏联十三年的艰难，真是天壤之别。但陈昌浩没有腐化，没有堕落，没有失去原有的革命本色，他保持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他所用的铜质墨盒上刻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十五个大字。
1967年，一场无端的指控降临到母亲身上，她被诬指为苏联间谍，并被囚禁于秦城监狱长达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饱受身心折磨，精神状况破裂。而我的父亲，陈昌浩，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他曾亲眼目睹彭德怀元帅被红卫兵押上卡车，头被按得低垂，周围是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景象。
1967年7月的一天，父亲在批斗后回家的路上看到街上的标语，上面写着“徐向前是武汉事件陈再道的后台！”，他感到自己这次是躲不过去了。就在此后的一天，我在编译局楼梯上与他相遇。我惊讶，我诧异，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居然是大字报上所说的“反党老手”。
我们初遇时彼此擦肩，随后又同时间停下脚步。父亲转身回望，见楼梯空无一人，便急切地用俄语向我喊道：“维嘉，相信我，未来你自会知晓我的真面目！”
7月30日，他被批斗回来，觉得太累，晚上和平常一样吞下安眠药，但第二天他没有醒来。当时听说医生的鉴定是心肌梗死伴有过量的安眠药。然而头上戴着“反党老手”大帽子的父亲被造反派定为“畏罪自杀”，连骨灰也没留下。
我父亲陈昌浩一生投身革命事业，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品格。在我们家中，未曾有过存款的痕迹。犹记得文革期间，我家遭到查抄，其间发现了一些物品，其中包括父亲缴纳党费的收据。其中一张收据上显示，父亲以编撰《俄华辞典》再版的稿酬，即一亿元人民币（旧币）作为党费上交。
父亲没给我留下什么钱财，因为他加入共产党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给子女谋利益。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要像他一样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一辈子像父亲那样堂堂正正的做人。
陈昌浩不是完人，他也有很多缺点。他在革命生涯中还犯过重大错误。但他是一个襟怀坦白的布尔什维克，勇于承担责任，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就我父亲陈昌浩对革命的贡献和所犯的错误而言，我认为他的功大于过。
1980年8月20日，党中央为父亲陈昌浩平反并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陈昌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国家主席李先念、著名战友徐向前元帅等中央领导成员莅临追悼会，胡耀邦、陈云等在世的元帅亦敬献了花圈。追悼会的签名簿上，留下了日后两任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墨迹。
在我心中配资免费体验，我的父亲陈昌浩宛若他笔下的诗句所描绘的那般，真是一位心怀大义、义无反顾的爱国者。他从不奢望留名青史，甘愿化作铺路之尘，默默奉献。
港陆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